打仗对于楚国而言乃是家常便饭，甚至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家都是家常便饭。
这里有个值得一说的问题。那就是世人可能都以为一百年之后的战国时代那打起来才叫一个激烈。
可实际上呢？
春秋三百年，至少发生了四百多次战争，全年无战事的和平年代仅有三十八年而已。而战国两百多年，却发生了两百多次战争，全年无战事的和平年代却有八十九年。
或许还有人会说，春秋和战国的战争规模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长平之战的四十多万赵人被坑杀。但其实呢？
要知道战损这一概念，放在春秋和战国，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春秋，多杀人那叫暴虐。况且对对于双方将领而言，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但如果一旦要描写楚国暴虐的时候，譬如邲之战，所谓“舟中之指可掬也”，而三年后的楚国围宋，更是描写其“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如此说来，其惨烈程度那是完全不输后世的。
可见，战争惨不惨，关键看文宣。
而到了战国时代呢？多杀人反而成了可以大肆宣扬的好事来。因为，人头就代表了军功，就代表了爵位。而且，同时也是对别国也是一种恫吓。
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弑杀成性、虚报军功，确是军功爵制度下的一个副作用。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的战争，无论是其规模大小，亦或是战前动员，其实与后世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这一次楚国要以举国之力攻打钟离，却让楚国上下都是提心吊胆的。且又显得是有些怪异。
这很奇怪吗？
不，并不奇怪。
因为按照楚人彪悍的性格，他们从来不怕打仗，甚至喜欢打仗，喜欢在战场上横扫六合，马革裹尸的波澜壮阔的景象。
所以，这一次攻打钟离，楚王特委任令尹薳罢为帅，将军薳泄，监军伍举，起兵五万前去征讨。
有人会说，才五万人，这也不算多啊，当初平丘之会上，晋国韩起随随便便用来阅兵大游行的士卒数目都高达三十来万。
所以，区区五万人的动员，也值得楚国人这般提心吊胆？
若只是动员五万人前去攻打钟离，当然是不值得楚国人提心吊胆的。
可是，除了在钟离正面战场上的五万人外，楚王却几乎还动用了楚国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并是大肆部署了一番。
江淮群舒一带，为防守吴国再一次趁机偷袭，楚王已是调兵三万前去驻守巢邑。
而在北面，为了防止晋国趁虚而入，楚王又调集了十万大军驻扎在申县，一旦北方有变，这十万大军便能够阻止晋国趁机侵入楚国腹地。
另外还有于各处驻防的，对付百越、百濮的近十万人，以防止他们那些蛮夷会借机起事。
再加上如今前往讨伐钟离的五万人，楚国的近三十万大军几乎是同时被调度了起来！
而这难道还不足以让楚人提心吊胆？
有如此之多的楚人士卒都投入到了备战或者是后勤当中，这对于整个国家的资源消耗那是极大的。所以，楚国上下自然是陷入了一阵极为紧张的氛围当中。
因为谁都知道，这一仗对于楚国而言是意义非凡的，楚王输不起，他们这些楚人也更输不起。
至于气氛诡异，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楚国国内的一些守旧贵族，想趁着此次楚王大举用兵的用度而趁机贪腐一把罢了。
权贵贪腐，这在春秋时代，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曾出现过的情况。
而至于楚国国内的贪腐现象，却是显得尤为的严重。
这却又是为何呢？
原来，这是由于楚国当时的特殊体制所决定的。
像楚国的那些个高官，例如令尹，县公之类的，这些个职务由于并非是勋贵世袭，所以呢，在任的这些个高官就很可能会腐化堕落。
换句话说，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今日不贪，明日便没机会再贪。这本帐，确是人人都会算的。
就比如楚共王时期的令尹熊壬午，就曾对陈国的使者是公然索贿。而后世所出现的楚昭王时期的令尹囊瓦，那更是贪腐一把好手。
所以，随着此次楚王大规模用兵，国内的战备资源被大幅度调动，而这些个贪腐的现象也自然而然是再度冒头，相互勾结着进行贪腐。
于是，一个很是奇怪的现象就此出现了，一边是楚王在进行着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而下面的权贵却想尽办法的在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
所以，如此也就可想而知，为什么身为楚王的熊围，即便是为楚国立下了如此的不世之功，而其属民却始终不会念他一个字的好，甚至是在其身后，还被直接是贴上了“暴虐无度”的标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视线继续回到楚国对钟离之战上。
楚人的动作也算得是极为迅速，所以在五万大军集结完毕以后，薳罢，薳泄以及伍举当即是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的朝着钟离杀去。
但是，这一场仗的艰难程度却是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饶是有着伍举这种久经沙场的良将坐镇，但前线战事却依旧是极为不顺。
楚军渡河之后，便立刻是围住了朱方城，并是前前后后攻了近一个月，居然会寸功未得！
前方战事受挫，伍举亦是无奈，只得先行返回了郢都，并亲自向楚王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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