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不愿意前往楚国，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他已经和祭乐成婚，那便算是半个郑国人，要让他抛家舍业的前去楚国，作为一个脑子里装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后世之人，他做不到。
二则，是因为他对王子围此人也可谓已是洞悉甚深。
他知道,一旦王子围走出那一步，日后必将不得好死。
所谓元亨利贞，关键就在于这个“元”上。所谓的“元”，就是发端。一件事，如果其“发端”是不正的，那么又怎么会“亨通”？不能“亨通”又何来的“利”？
所以，要跟着这样的人干事业,这风险也未免是太高了些。李然向来最是求稳的，怎么会犯这种糊涂呢？
不过,在经历了此番虢地之会后，他倒是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乱世之中，若无绝对的实力，仅凭一张嘴，还是难以立足的。
……
在返回郑国的路上，李然与罕虎乃是同乘一辆车。
此次李然在虢地之会上，明面上并没有什么上佳的表现，可是在私底下，李然却拉近了郑国与晋国的关系，而且，还替郑国可谓是狠狠的捞了一把政治资源。
私底下，谁不知道是郑国李然的仗义执言，才逼使楚令尹王子围最终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这，也自然就成为了罕虎对李然极为重视的原因。
他知道,只要李然肯为郑国效力,再加上子产的贤能,他郑国日后必有中兴之时！
而让李然此番与自己同乘一舆，实际上也是为了表达他对李然的重视程度。
从虢地出发，不出十日便抵达了郑国境内。
而此番返回郑邑，一路之上，垦荒庶民随处可见，山野田间，尽是辛苦劳作之人。
为了安全起见，罕虎决议车队还是另辟蹊径，绕开了大路。也由此碰巧，居然是经过了一处新建起来的村落。
罕虎见状，也颇为兴致盎然，意欲下车巡视，那李然自是要陪同一旁的。
而村邑内的农夫们，又何曾见过从郑邑来的贵人？得闻乃是郑国的一把手亲至，纷纷垂泪而拜，感激涕零之色溢于言表。
罕虎又询问起乡民们的生计，巡视农田土地，得见全国上下耕种热情高涨，一时也是颇为高兴。
他知道,这都是子产的功绩。
子产的新政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效已经逐渐显现,若能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郑国上下必定会粮秣溢仓，富余天下。
而这一路上，只闻得这些乡间野民的口中，把原先痛恨子产的歌谣，虽是同样的韵律，却是把歌词直接给改了：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子产新政，对于庶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更不是郑国内部那些权贵，通过三言两语的谣言便能改变的。
见得国内新政已是初有成效，罕虎也是欣慰不已。
再度出发后，罕虎便于车舆之上，问政于李然。
“而今我郑国之内，新政斐然，子明以为，接下来该当如何？”
李然听得此问，也知罕虎之意，便顺势回道：
“然以为，当此时刻，应放手让子产大夫大干一场，无论是于国于民，子产大夫所为的，皆是为我郑国之长久之计。”
“国政之要害，在于惠利于民。近年来我郑国之所以能够粮秣满仓，无论百姓庶民，皆能富足而喜，此皆为子产大夫的新政之功啊。”
“不过……若只靠这些，却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郑国乃居于天下之中，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商贾之利更应鼓励。若能藏富于民，则民富而国富，民强而国强。”
李然也对子产新政的成就也同样感到高兴，便当即继续坚持自己“以民为本”的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罕虎闻声，不禁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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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但……若是民富，又该何以管控？”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历任统治者始终都认定一个道理，那就是唯有让百姓们终日碌碌，这样才更容易治理。
虽然在当时，也早已有了所谓的“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比如，早在一百多年前，赫赫有名的随国大夫——季梁，便已提出过“民者，神之主也”的主张。
但是，在当时，绝大多数的执政者，还是始终认为，民不能太富，因为一旦富足，民便能聚众而哗，以乱家国。
细数华夏文明历朝历代，真正富足的，就始终只有士族子弟以及名门望族而已。
即便是后世的“文景之治”以及辉煌无比的“贞观之治”，民众最大程度上解决的也就是吃穿问题，要说富足，那决计是谈不上的。
而李然所提及的“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这种几乎是近似于后世以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经济理论，实际上与现下统治者的统治理念背道而驰，也难怪罕虎也觉得奇怪。
“当国勿忧，然此言之意，不外乎明君治世，贤能辅之，宽政于民，惠利于民，民利则国安。”
李然当然也知道现在提出这样的理念实在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他也并未想清楚，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治世制度才能承受他这样的理念。
无论分封还是君主，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倘若有明主贤臣，那自是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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