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筋，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含无名但有实的县级区划），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内阁首辅刘鸿训认为疏中“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朝廷里没有这种事。
崇祯帝说：“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接着，皇帝让韩一良把“纳贿”的事解释清楚，参与的都有谁？
韩一良抓瞎了。他只好说我的奏疏上已经写了“风闻”一词，谁是腐拜分子我真不知道。
崇祯又研究了一遍奏疏，发现了突破口。他问，是谁给你送了五百两银子。
这个……韩一良死活不肯回答。最后他就被革职为民，回家养老去了。
内阁首辅刘鸿训的结局比韩一良还惨一点，以后再说。
常例，已经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他们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明末成为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甚至当李自行车打到北京城下，大明情势危急万分，然而“守城军尽枵腹饥疲，司饷官犹索常例不时给。”
那帮人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当然，李自成要感谢他们拖后腿。
只拿“常例”的已经算是清官了，心黑的还要再刮个地皮。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大明贪腐严重，以至于明人总结明代货币制度时，有人指出因为用银子当法定货币，所以才大大刺激了官史贪欲，因此提出应该废银用钱。如顺炎武、黄宗羲等人就持这样的观点。
因为银子小巧价值高，铜钱笨重价值低还不好储藏。
冯梦龙则从反面论证认为用铜钱有三不便。
其一就是“苞苴（贿赂）用钱难于馈遗”。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凡此三不便，特不便于贪官污吏耳，而其便于国，便于民，造福不可胜言。”
真是奇特的视角。
不知道将来李自成的大顺国施行纸钞制度后，官儿们会不会更方便贪腐？
那对于官员来说，高薪养廉如何？
治标不治本，该贪的仍然会贪。
除非地盘小到只有一个县大，那样勉强才有可能监管的过来。也只是有可能，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府只是个大宅院而已，里面的龌龊事已经多到很难根治了。
南北朝时有这么一场君臣对话（假的）——
宇文泰，北周开国之君。向来慕曹操之术。有苏绰者，深谙治国之道，孔明之流也。宇文泰以治国之道问苏绰，二人闭门密谈。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具官。
问：何为具官？
曰：用贪官，反贪官。
问：既是贪官，如何能用？
曰：为臣者，以忠为大。臣忠则君安。然，臣无利则臣不忠。但官多财寡，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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