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玛门指了指自己的脸。“那条疤痕，你让给我的，是吗？”
“不，那时我只是认错了人。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你感到很失望，伤心透顶了。”玛门笑道。
“没那么糟糕，只是失望而已。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寄托任何希望了。”四月说。
我躲在门后看着他们沉默下来。接着周围只剩下夜晚沙漠的风还在吹个不停，沙子铺满驿站门前的阶梯。屋里传来男人喑哑的歌声，音乐飘到驿站的门前，越过黑暗中那两个人的头顶，飘向沙漠的上空。
四月的黑袍让他看上去与夜色融为一体，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有他手中的两把银色匕首在月光下闪烁着，让人想起了曾经有一片古老的土地上空闪烁的星光。他们是黑夜里交织在一起的众多事物的其中之一，碰撞又弹开。我只能依稀凭着地上的脚印踪迹判断他们并没有走远，匕首与匕首的交接擦出红色的火花。
无声，寂静，你甚至没法想象那里有两个人正在打斗。四月掉落在地上的黑袍像淌在路上的雨水潭，要是踩上去准会跌倒。谁最后胜出对我来说似乎一点也不重要，我只是电影剧场里的看客，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眼下发生的一切。
我坐在门槛边上抽着烟，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沙漠里遇到的一位女孩。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狼狈不堪的倒在沙漠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等我重新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人群中，女孩在吟唱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烫，篝火已经把我的头发烤的有些蔫卷。其中一个男人把水壶递给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
纵使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女孩的歌喉也同样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有好些人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她唱的那么入迷，以致于我忘了自己身处何处，只是痴痴的听着。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忘记了死亡的存在。我想起了塞尔的父亲，莫里亚蒂的父亲，我的父亲，所有人抛妻弃子而去的父亲。我想起了过去空荡荡的美国西部；英格兰的碎石山林；东北大兴安岭被白雪映衬的发亮，足足有三十米高的红松；浪漫主义诗人描写月光下的山毛榉。我想到有关自然与生活的一切事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后来我听说那个女孩患了传染性疾病，他们把她抛弃在沙漠里，有人说曾看见秃鹰在啄食她的尸体。
直到现在我也还常常记念起那个唱歌的女孩，她就坐在篝火旁，稚嫩而苍白的脸庞上，黑色眼睛闪着令人陶醉的光芒。她不禁令人回想起那些古老的人情世故，以及无边旷野里经久回荡的狼嚎。古老的世界业已逝去，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一只脚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迈入新世界的门槛。我们眼下的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坏处多于好处，你别无他法。
我听到什么东西倒了下来，狠狠地撞到沙地里。月光把驿站边上的土地照的一片惨白，就连从尸体里流淌出的鲜血也是惨白的，血慢慢地，慢慢地渗入地里，一个男人喘着粗气在旁边站着。我看到他脸上的那道疤痕深深地嵌入了身体里，宛如一只黑色的匕首。
“你把活都干完了。”我说。
“你请我来就为了这个，不是吗？”他说着，捡起地上的黑袍用力一抖，重新系在身上。
“我想进去喝上一杯，你来吗？”他在门口转过头来对我说。
“不了，我还有活要干。”我说，这个时候我没有一点饮酒的欲望。
我起身离开，在沙地上俯视着玛门的尸体，他的脸上带着嘲讽，眼睛睁得大大的。伤口在他的脖子上，这会儿血已经流的差不多的。我把他抱起来扔进车子的后备箱，然后把车开到足够远的地方把他埋在沙漠里。没有墓碑。就像曾经倒在他手下的那些生命一样。我坐在那里抽了好几颗烟，才跳上越野车开回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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