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康纳夫人，见到你真是高兴。”
这次来的是俄国大使雷萨尔。
康纳夫人礼貌地回道：“雷萨尔大使先生，见到您也很高兴。”
雷萨尔又同李谕握了握手：“帝师先生，你的无线设备实在是太好用了。”
李谕问道：“运回了圣彼得堡？”
雷萨尔说：“有一台运回了圣彼得堡，还有一台放在了叶卡捷琳娜堡，再加上此前购置的两台，我想我们已经可以在运动中实现及时联络。”
好嘛，俄国佬们虽然没有搞无线电基站建设，但竟然脑回路清奇地用几台无线电设备构造了一个接力形式的传递链路。
京城到莫斯科差不多6000公里，中间加上一两台中转，的确可以实现联络。真要算起来，这样的话不仅省事，费用也会少很多。关键是前线已经打起来，只能折中选择捷径。
随着俄国大使的到来，各国使者也陆续到达。
后世想组织这么多大使馆一把手在一起绝对是件极端困难的事，但清末不一样，这些外交官平时活动区域非常小，就局促在小小的东交民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是……邻居。
不过现在邻里之间不太和睦。
当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和俄国大使雷萨尔目光相接时，感觉就像要杀死对方。
美国公使康纳笑呵呵道：“战争嘛，对我们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没必要为了战场上的一点得失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他还当这场战争不会打得规模太大。
法国大使吕班也过来打圆场：“今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这种高雅的事情。”
目前日俄之间已经宣战，不过还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损失，欧洲很多国家的外交官都不认为会演变成超级大决战。
俄国大使雷萨尔只好说：“是的，文化，我们要聊的是文化。”
日本公使内田康哉接道：“真要比文化，那我们就有的说了。甚至清国的文化都要比在座各国强不知道多少倍。”
实话实说，虽然清末民初我们在国力上非常弱，但欧洲人一直对中国文化非常迷恋。
几千年持续不断的文化繁衍不是闹着玩的，积淀太厚。
但内田康哉这么说，实则是想要把清国尽可能拉到自己这边，自己还有大批间谍在清国活动，刺探俄国情报。
载振也到场了，他的英文水平尚且很弱，没有听明白众人的交流，拉过李谕来给他当翻译。
知道了内田康哉的想法，载振竟然有点高兴。
俄国大使雷萨尔却抓住内田康哉话里的把柄：“在座各国？哼，口气不小，你们日本是要搞文化对立？”
内田康哉似乎猜到他会这么说，是故意漏出的马脚，于是说道：“雷萨尔大使，请注意我说的话，是‘清国’，而非大日本国。”
雷萨尔等人一起看向载振。
载振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心中暗骂：玛德，伱们打仗，关我屁事，推我出来干什么？
载振还很年轻，这帮驻外公使则已经是外交场上的老油条，哪是载振能对付的。
载振胡乱说道：“中立，我们保持中立！至于文化什么的，大家聊聊就是，文无第一、文无第一嘛！哈哈，哈哈……”
内田康哉接上话茬：“好一句‘文无第一’，漂亮啊漂亮！雷萨尔大使，您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雷萨尔还真不知道，于是沉默不言。
内田康哉自顾自继续说：“下一句是‘武无第二’，战场上当然也没有第二，就像多年以前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战争史中极为重要的一场，应该说是第一次现代战争，出现了无数新的理论、战略战法等等。
而且克里米亚战争是沙皇俄国的重大失利，自此丧失了西进的可能性，把矛头转向了东方。
内田康哉真是个懂外交的，话里有话，明显是在表达对俄国东进的不满；同时又嘲讽了一波俄国在欧洲战场的失利，并点明了俄国的真实意图。
雷萨尔大使果然有点恼怒：“内田公使，你不要再挑衅我！在座的各国，大都来自欧洲，我们沙皇俄国的东进，就是为了遏制你们可怕的黄祸！”
“黄祸论”还真的就是三十年前，沙俄的政客最先提出。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尤其是东亚；由于历史上匈奴、蒙古曾经西征欧洲，于是巴枯宁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黄祸论”首先出现在沙俄，根本不让人奇怪，因为在沙俄看来，“一个强大的邻居必然不是一个好邻居”。
之后数十年内，一边是中国积贫积弱，任由西方肆意欺凌；一边是欧洲大肆宣扬“黄祸论”，号召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
不过明眼人很容易就知道，传统的华夏民族从来没有威胁过欧洲；而到了近代，清朝堪称积贫积弱，华夏的国力落入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低谷，对欧洲更没有威胁。
所以，黄祸论的论调是极为极为荒谬的。
即便如此，沙俄还是在宣扬所谓“黄祸论”。
原因吗，当时政治考量！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论调取得侵占清朝领土的“合理理由”，顺便取得欧洲舆论支持。
心思大大的坏！
不过实际上自从沙俄力主宣传的“黄祸论”出现之后，起初在欧洲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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