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尔说要找的心理学讲师叫做桑代克，是他曾经的一名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同样算是清末民国时期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友好的一所大学。
桑代克尚且十分年轻，只有30岁，当他看到卡特尔带着李谕来到后，立刻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桑代克的办公室比较小，大概就是一个宿舍大小。如果是教授，办公室可能有间教室那么大。毕竟这个年代教授更是稀缺品，一所大学都没多少。
桑代克听完两人的想法，思忖道：“智力测验的确是一项与教育息息相关的事情，不过所有涉及人脑的理论都是最难以捉摸的。”
卡特尔说：“所以我才想要与你们一同研究此事，集思广益，越多优秀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参与其中越好。”
桑代克说：“既如此，老师，巧合的是，正好有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刚刚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我想他要比我水平高得多。”
卡特尔问道：“哪一位？”
桑代克道：“约翰·杜威。”
李谕听到这个名字眼前一亮，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选。
约翰·杜威不仅在美国国内名气很大，在中国也堪称民国时期教育界的“精神导师”，有不少教育家出自他的门下，或者从他那里受益良多，比如胡适、冯友兰、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
整个民国时期，国内的这些教育家对杜威十分推崇。
杜威在中国待过几年，他在见证了“五四运动”后，对中国的态度大大改观，也是促使他留在中国多年的原因。
杜威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并且曾经担任过多年会长，卡特尔自然知道杜威的本事：“要不是亲自来一趟，我甚至不知道杜威先生已经离开芝加哥到了纽约。”
杜威此前是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并且当过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总之已经成名。
可他与芝加哥大学校长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了分歧，所以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做兼职教授。
但名义上是兼职教授，哥大却重视得很，他也从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长的一段任职。
很快，李谕在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中见到了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大佬。
“您好，杜威先生。”李谕同他握手道。
杜威说：“李谕院士果然如传闻一般年轻。我对你一直好奇得很，很想知道你的大脑到底有什么不同，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李谕笑道：“您不会也学解剖学吧？想要解剖我的脑壳？”
杜威也笑道：“心理学师可不懂医学，我连注射针都没用过几次。”
李谕他们接着把智力测验的事情给杜威聊了聊，杜威说：“我了解过这方面内容，印象中法国多年前就开展过智力测验。受法国公共教育部所托，一位叫做比奈的法国心理学家进行过早期工作，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筛查出一些智力存在障碍的孩子，以需要特殊教育。”
所以，其实智力测验最早是为了筛查出问题儿童的，根本不是用来炫耀“聪明程度”。
卡特尔说：“而我们想做的，是对正常人进行智力测验。”
李谕补充道：“严格讲，智力测验需要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用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得到的商，可以称作智商，这样更能够适用于不同的年龄段。”
杜威说：“你的想法更加完善妥当。不过现在文化界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我想李谕院士很了解，因为我看过你的文章。”
李谕说：“先生指的是伪科学以及社会达尔文思想？”
杜威叹息道：“是的。我非常担心智力测验会被少数人利用，以助长荒谬的‘优生学’。”
杜威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此之前，已经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倡对“劣等人”实施绝育，以实现所谓社会的“进化”。
这种话稍微有点理智的人就能听出来问题：优等与劣等的标准是怎样的？而谁有权利对这个标准进行划分？
欧洲的当下的情况是民粹开始抬头，到那时候，不仅仅是对少部分人绝育那么简单了，直接就会搞种族性质的灭绝。
这种事李谕作为一个穿越者肯定明白。
他也由衷有点佩服杜威的直觉，果然心理学家不能等闲视之。
记得《生活大爆炸》里莱纳德的母亲就是个心理学家，她是极少数天才主角谢尔顿不敢轻视的人之一。
桑代克说：“我想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据我多年的观察与研究，道德比智力更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我并非否定后天学习对智力的影响，而是道德本身更会被社会环节所轻易左右。因此教育应在传授道德知识和培养道德习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无需过于担心智力的问题。”
李谕说：“对的！可不同地区的情况大相径庭。如今中国的情况是亟需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根本上否定人种差异论。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向来对道德要求极高，并不需要过分担心会有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利用智商测试做文章。”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是搞“低智商”绝育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有12个州立法对智力缺陷人群实施绝育手术，27个州实施了强制的绝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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