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在马均的带领下继续在造纸坊内看着，每经过一道工序都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马均想了想道：“丞相，仆以为羌乱得以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的原因便是那时的汉军实力下降，
自、自邓太后始便开始不怎么重视武力，甚至是阉人掌握军权，随意欺压羌民，这些大魏都应当吸取经验教训啊！”
曹爽点头表示认同道：“吾也以为任何一国无论到了何时都应当重视武力发展，不能因为是太平盛世便把武力丢弃在一旁，若不是如此也不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彻底解决羌乱，东汉的羌乱之事便是血淋淋的教训。”
羌乱难平的直接原因在于作战失利，但军事问题的根源，则是东汉皇朝的一再加强集权，从而导致整体上下的文恬武嬉、政治黑暗与效率低下。
先前君临天下的西汉，并非人畜无害的善类，如自汉武帝开始，君主就频频破坏中枢决策机制。
不仅打压丞相权力，还以尚书等侍从亲近为“中朝”专断国事，使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能奉旨照办。
民间财富也屡遭朝廷收割，迫使普通农民不堪官府压榨才纷纷投靠地方豪强。
但朝廷为争夺户口，也会对豪强大族狠下杀手，但仅就军务而言，产出不少能坐镇核心的“中朝将军”，且大都具有一定的军事历练经验。
地方郡国也有些许兵权，以经过选拔的材官骑士为主力，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官府的办公效率虽受有技术条件制约，却仍堪称高效。
每当中央发出文书，少则七天多则1个月，就可传达到青海或西域等边陲。
东汉却将以上残存优点都消磨殆尽，从军阀手中夺取天下的光武帝刘秀，为消除割据隐患和坐稳江山，对地方军制施行了釜底抽薪式打击。
直接取消了材官骑士建制，不少地方武装哪怕部署在同洛阳相距万里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归中央。
但收兵权绝不意味着重视军务，因为自邓太后摄政起，军事话题就在朝堂沦为犯忌讳内容。
受这种大环境影响，军事长官们的职业素养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
汉武帝时就已设立的长水、射声等北军主官职务，竟在东汉成为纯儒禁脔！过去被视为国之重器的中朝将军，也逐渐失去军事色彩，日益朝着文官化方向迈进。
级别低于将军的校尉名号有所增加，实质则是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下滑，只能转而用大量小部队去维持治安作战。
逆向演化的最终恶果，便是宦官干政与阉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权的西汉“中外朝”决策机制，到东汉发展为“内外朝”建制。
宦官就是决断国运的“内”，尚书反倒靠边成为“外”。以三公为首的职业官僚系统，则以此类推的被进一步边缘化处理。
至于攸关百姓生死的军务，自然也要被深宫之内的阉人粗暴干涉。
这类中枢腐化还导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发展到东汉末年，区区一个更改年号的普通诏令，在公布9个月后都未能从洛阳传达到蜀地。
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堂堂大汉为何会在羌人叛乱面前束手无措。但对边郡平民而言，洛阳朝廷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宦官、外戚集团颁布的恶政也总得有人执行。所以，地方长吏才是造就羌乱大祸的更直接凶手。
在东汉一朝，全社会仍处在官府的有力控制下，所以平头百姓在羌乱爆发时，难以投靠豪强获得举族自保。
只能寄希望于地方长官，并因他们的表现却而大失所望，生长于西部、目睹家乡惨状的今甘肃镇原人王符，就在《潜夫论》里对地方长吏的斑斑劣迹进行过揭露。
众所周知，边郡长官对羌人的剥削压迫，是羌人起义的重要导火索。
但王符在《潜夫论》里指出，长吏们对普通汉人边民的压榨同样令人发指。他们或巧取豪夺，或杀人灭族。
造成不少百姓活活饿死，许多家破人亡的妇女被迫沦为奴婢。对编户齐民而言，羌人虽也会抢夺财物，但却是来去如风。始终骑在自己头上的长吏，祸害才是远远甚于羌乱！
虽然边郡生态脆弱且土地贫瘠，但对安土重迁的汉人而言，毕竟是自己祖坟所在的家园。每当羌人袭来，他们的抵抗热情普遍很高。
可脑满肠肥的边郡长官只会作威作福，一遇危机便屁滚尿流，想着逼迫边民随自己往内地逃跑。
为此，还不惜使用手头并不充裕的武力，去强拆边民房屋和毁坏田中作物。
最后，不少边民没死在羌人手上，反被长吏折磨的失去产业与流离失所。几个边郡经此折腾，必然开始人口大减、经济萧条，羌乱自然日趋严重。
换言之，边郡百姓虽穷苦愚昧却不是懦夫，但残暴无能又横插一脚的地方长吏，活生生摧毁他们的自保能力！故王符在其作品中程痛心疾首地大呼：此非天之灾，长吏过尔！
本不难平定的羌乱，就这样被深入骨髓的恶性集权与官僚主义作风放大，逐步膨胀为祸害深远的边陲大患。
凶恶的地方官，则在汉末蜕变为杀人如麻的军阀，这些现象也并未因三国鼎立结束，
说起来羌乱最初源于一场误会，自马援于公元36年击破参狼羌之后，二十年无羌乱，这也是东汉汉羌战争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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