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的这几年，有苦、有累、也有甜。
谢晓晨原来吃不饱、穿不暖，是同龄人里面当之无愧的小个头，但是在农村大家一起赚工分、吃大锅饭。即便缺乏油水，食堂的伙食仍然滋养了他，各种农活磨练了他的身体，他的个子蹭蹭地往上长，一直长到一米七八，超过了很多曾经欺负他为乐的人。一马步、一声吼、一咬牙、一叉腰，180斤的麻袋也能扛得起。
当时老乡家有谁盖房子或上梁，他经常去帮忙，一是讨好人家以后在村子里的日子好过些，另外一个原因是干活的人都可以吃到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臊子面。
再加上生产队队长女儿蔡琳时不时拿她的口粮救济他，谢晓晨的日子比原来好过了很多，清秀削瘦的脸上总算多了一点肉。
那些年，他一直暗恋和苦恋着这个女孩儿，她有一双闪亮的黑眼睛，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看他的时候也脉脉含情。然而，就当时的观念而言，两人的家庭条件相差实在太大了。在外人面前，两人仅仅是眉目传情，从来很少互相说话。后来她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先进的领导阶级，而他还在乡下插队务农，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出路，一切未说出口的情愫便不了了之了。
从1976年开始，先后两批招工回城没有谢晓晨的份，或者说他压根就不知情，等到有知青离开才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他的心情一度非常沮丧和沉重，但并没有沉沦，依旧在苦苦的挣扎着、努力着。有些知青看不到希望，开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或是流氓犯罪，但好在谢晓晨已经长成大个子，没什么人敢主动以武力招惹他。
1977年10月下旬，全国各大报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77级高考将于冬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谢晓晨知道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当中。他白天在地里干活，不可能带厚厚的教科书下地，口袋里面顶多揣几张纸。他便利用晚上收工的时间，把教科书里看到的、自己觉得是要点或者问题的写成提纲。
到地里干活总有休息的时候，当休息时村民和知青们坐在一起说笑聊天，谢晓晨就在旁边找个田埂坐下来，认真习读他自己归纳总结的那几页纸。
年轻的知青们都觉得他不太合群，有人调侃他说，“哟，这可是未来要做大科学家的人啊！”
还有人跟他并无过节，就是看他这副独来独往的样子不爽，莫名其妙就挑衅道，“呸，他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的姓倒过来写。”
谢晓晨闻言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在他最难熬的日子里，各种不堪忍受的体罚和虐待都经历过了。这些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不过是暂时离开父母下乡种田罢了，他们自以为伤人的言语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胜于雄辩，他会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目瞪口呆、后悔不已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的冬天，谢晓晨同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一起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录取率4.79%。他所在的蔡庄生产大队一共有80多名知青，20多名本地学生，多少人报名高考他不知道，但只有他一人考上了大学，名列温州市第十五名，越过了省外重点院校分数录取线，被武汉大学优先录取。
收到轰动全村的录取通知书以后，谢晓晨在路上碰到一个曾经喜欢暴打他的知青，对方斜着眼上下打量着他，说道，“恭喜你啊，你现在可是从鞋帮升到帽檐了。”
他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对方。沉默一会儿后，他才淡淡地说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蔡庄生产大队这个鸡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固然有人始终看他不顺眼，但也有人态度骤然改变。另外七名跟他是点头之交的知青提议在他离开前聚聚，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并一起去了照相馆合影留念。他们希望谢晓晨在照片上题词，借他这个新出炉的大学生所书吉言尽快回城。
谢晓晨想了想，他这些年学业荒废，好久没有读诗词了，唯一看的一本小说还是蔡琳偷偷塞给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考前临时抱佛脚只来得及补习数学，语文还是靠着小时候父母给他打的那些底子勉强过的关。
回想到双亲俱在时，他也曾少年不知愁滋味。
这些年，他努力克制自己，很少忆起他们，不然与手头上的日子一对比，那滋味未免太辛酸了。
他们一家以前居住的院子里有一株巨大的枣树，父亲被抓走之前，他对即将到来的巨变毫无所知，一心只数着日子盼着秋天和母亲一起打枣子。那年夏天，他躲在枣树下纳凉，父亲则在一旁读书，有的时候碰到好的句子，还会朗诵出声。
在他印象中，除了岳飞的《满江红》之外，父亲最爱诵读的一阙诗词便是李白遭受谗毁被贬离长安时所作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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