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对于明末的文臣武将来说，是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自1615年李成梁死后，再也没人压得住努尔哈赤了。他在1616年，李成梁去世的第二年，起兵反明。
1619年，万历47年，辽东经略杨镐，统帅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李成梁的儿子）4个总兵分四路围攻“赫图阿拉”，结果兵败萨尔浒。
杜松、刘綎当场战死，杨镐、李如柏事后被下狱问罪，成了第一批栽在辽东的明朝高官。
1620年，万历48年，万历皇帝把杨镐押入大牢判了死刑（但没行刑），并以熊廷弼代替杨镐为新一任“辽东经略”。
历史上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杨镐才被执行死刑。
杨镐的资历非常老，万历8年的进士，抗倭援朝时和丰臣秀吉过过招的，只是他没打过日军。
日军是被戚继光的旧部吴维忠、明朝水师提督陈璘、邓子龙、还有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等人打败的。
吴维忠所部在朝鲜抗倭时的表现非常亮眼，他属下的都是“浙兵”，跟着戚继光和倭寇没少打了，互相熟悉战法。
这些人都是“义乌兵”，义乌在明朝是出精兵的地方，不是现在的小商品市场。
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就特意从义乌招兵，吴维忠就是义乌人，那时候跟着戚继光的，那还是嘉靖年间。
1582年张居正去世，戚继光没了靠山，在1588年郁郁而终。
戚继光一死，吴维忠也没了靠山，被调离了蓟镇。
蓟镇，是明朝的重镇。戚继光晚年一直驻扎在这里防御蒙古。
蓟镇，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位于北京的正东，是北京到山海关的必经之地。蓟镇往北就是长城，燕山山脉的各个关口。
其中著名的喜峰口，就在蓟镇的东北方向。
吴维忠被调走，他部下的3000浙兵还在蓟镇呢，然后因为被拖欠饷银，和新总兵王保争执，全部被诱杀。
这就是震惊大明的“蓟镇之变”。
总督孙幰、巡抚李颐，这俩都是文官，包庇了王保，导致时候他们几个都没有被处罚。
蓟镇之变发生在万历23年，1595年。
然后，义乌兵再也不给大明朝效力了，吴维忠也回家隐居直到1611年去世。
蓟镇之变，实际上是明末的第一次恶劣党争。
大明朝之前虽然也党争，但还有点底线，从“浙兵”3000人整体遇害开始，已经没底线了。
已经拍成电视剧的著名小说“琅琊榜”，背景是“赤焰军”7万人被害，原型或许就是出自这里。
张居正、戚继光死后，他们下属的那些抗倭有功的“浙兵”全部被害。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道喜峰口，攻克遵化，越过蓟镇，兵临京城。
“地无兵不险”，没了那支和倭寇打了几十年的精兵，蓟镇的山再险也没用。
1620年，杨镐被下狱之后，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
然后明朝又以袁应泰代替熊廷弼，袁应泰的军事才能远不如熊廷弼，守不住，战死。
然后又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熊廷弼和王化贞不和，熊主张集中兵力守几个要点，王主张沿着大凌河守一条线。
从这里来看，肯定是熊廷弼的办法正确。
守防线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的，典型战例就是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大炮，机枪，铁丝网，地雷，战壕，组成了严密的防线，进攻方非常吃亏，只能靠大炮和刚出现的坦克去突破。
但在一战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有防守一条线的国力，都是在关键的一个战略要点附近爆发决战。
就算是200年后的拿破仑时期，也是法奥俄带着几万人在奥斯特里茨打一场会战，输的割地赔款，赢的号令欧陆。
但王化贞有一点特别聪明，他派了毛文龙去攻占“皮岛”，创立了东江镇，开了第二战场。
这时候的兵部尚书是张鹤鸣，在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的时候，他作为两人的顶头上司，意见就特别重要。
王化贞和熊廷弼都不算“阉党”或“东林”的核心人员，最多算个外围人员，拍他们的马屁也是为了别妨碍自己做事。
张鹤鸣是有军事经验的，在南方平过“苗乱”。
熊廷弼那个臭脾气不讨上司张鹤鸣的喜欢，张鹤鸣支持王化贞的策略，主张把熊廷弼调走，但给事中惠世扬不同意，要求张鹤鸣亲自去辽东当经略。
你的两个下属互相攻击，你该下去看看再处理，别乱处理。
明朝的六科给事中权力很大，属于决策层，虽然只是七品官。
科道言官，“科”就是“六科给事中”，与六部对应，可以弹劾官员、封驳圣旨，典型的品级低、权力大。
县令也是七品，但和吏科给事中比起来，差远了。
进士入翰林，然后转六科。与进士外放县令，那前途真是天壤之别。
惠世扬曾经弹劾过魏忠贤，那也是明末言官里的牛人。
但是张鹤鸣还没等到去辽东呢，王化贞就战败了，熊廷弼也受了连累。
当时辽东的明军主力在王化贞手里，熊廷弼只有5000部下，挂着个空头经略。
最后的责任两个人一起背了，都被判了死刑。
王化贞就投靠了魏忠贤，被缓刑了，一直到了崇祯时期才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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